明朝的著名诗人， 他是明代第一诗人，父母双亡、年少成名，却因辞官，被腰斩

高启，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高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由外祖父抚养长大。他年少时就展露了出众的才华，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当时的文坛把他们和初唐四杰相提并论。《四库全书总目》评论他“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

高启

至正十三年，张士诚据江浙一带，自立为王，招贤纳士，一时大有问鼎天下之势。著名诗人饶介在他手下为官，听说了高启的才名，派人请他做自己的幕僚。十六岁的高启答应了，但他很快注意到张士诚政权里堕落的预兆。吴中久无战事，经济发达，人口繁盛，张士诚和他的亲信很快在富贵乡中失去了斗志。而与此同时，临近的朱元璋政权正在厉兵秣马，觊觎天下。于是，高启在二十三岁那一年辞官，隐居青丘，自号“青丘子”。而他写的《青丘子歌》，也集中体现了他的生活理想与精神境界。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

蹑屩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羞涩，有书任纵横。

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田间曳杖复带索，傍人不识笑且轻。

谓是鲁迂儒楚狂生，青丘子闻之不分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

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

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

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

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欲呼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和我此歌吹月明。

但愁欻忽波浪起，鸟兽骇叫山摇崩。天帝闻之怒，下谴白鹤迎。不容在世作狡狯，复结飞佩还瑶京。

元明之交，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诗人生活在兵连祸结的时代，对此有着亲身的体验。比如这首《吴越纪游.过奉口战场》。

路回荒山开，如出古塞门。惊沙四边起，寒日惨欲昏。

上有饥鸢声，下有枯蓬根。白骨横马前，贵贱宁复论。

不知将军谁，此地昔战奔。我欲问路人，前行尽空村。

登高望废垒，鬼结愁云屯。当时十万师，覆没能几存。

应有独老翁，来此哭子孙。年来未休兵，强弱事并吞。

功名竟谁成，杀人遍乾坤。愧无拯乱术，伫立空伤魂。

空荒的村落，横地的白骨，枯萎的蓬根，还有不时发出凄厉叫声的饥鸢，这一切在飞沙与寒日的笼盖与映照下显得格外惨烈荒寂。

元明之交的动荡，对时局艰难的惶恐不安和个人前途命运的忧虑，使得高启的不少作品流露出忧郁、彷徨、孤独的情绪。比如这首《闻笛》。

横吹才听泪已流，寒灯照雨宿江头。

凭君莫作关山曲，乱世人人易得愁。

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元年，朱元璋一统天下，建号大明。洪武二年，高启应召纂修《元史》。高启来到金陵，看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他忍不住登上金陵雨花台，俯瞰滚滚长江水，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诗中表达了高启对于战争息止的喜悦之情。特别是，高启在诗中称朱元璋为“圣人”，可见当时高启对朱元璋的期许与敬仰。正是因为高启心中对于未来的期望，他身上的满腔热血使得他暂时放下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投入到修史的事业中。

高启诗集

洪武三年，朝廷有诏任命他为户部右侍郎。对一个34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官职可谓恩宠有加。但是却高启拒绝了。不仅拒绝，他还弃官还乡，以教书治田自给。至于为什么？这首《咏梅九首·其一》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他一定曾对明朝有过幻想，否则不会应诏入朝；然而他的幻想在短短的三年中就破灭了。也许是曾在张士诚政权出仕的经历让他受到了猜疑。

洪武七年，苏州知府魏观重建知府衙门，高启作《郡治上梁文》以记之，文中有“龙蟠虎踞”四字；衙门原为张士诚宫址，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魏观被杀；高启被指在文中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

高启手迹

高启的悲剧下场，具有个人与时代的双重原因。《明史·高启传》描述高启被诛的原因是“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见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

《明史》中所说高启被诛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高启写过一首讽刺诗，朱元璋看到之后怀恨在心，第二件事则是因为苏州知府魏观的案件。但是高启究竟写了何诗遭到了朱元璋的记恨，历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论者大多认为，此乃附会之辞，不足一信。

真正让朱元璋记恨上高启的，应该是高启辞官归乡的举动。论者多认为洪武一朝的文人命运最为悲惨，不仅朝野之中气氛紧张压抑，就连在野不应征辟的文人也难逃朱元璋的摧残。为了惩罚这些不服从征召的文人，朱元璋还特意在自己颁发的《大诰》里面设有“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则“诛其身而没其家”的规定。高启的行为，正好触犯了朱元璋的逆鳞。

高启的苏州人身份则更加剧了朱元璋对他的猜疑。张士诚统治吴地期间，深受吴地百姓士子爱戴，朱元璋不仅在战争期间遭到了吴地百姓的激烈抵抗，统一之后，吴地许多士子也摆出一副拒不与明合作的姿态。

因此，朱元璋对苏松地区的士子百姓始终都怀有怨念，十分戒备，不仅将苏松地区大约二十余万官吏百姓移至金陵，还对苏松地区苛以重税、派重兵把守。高启辞官不就的行为，或许让朱元璋察觉到自己的权威在苏松地区遭到了进一步挑战。

种种不满的积累，终于因为魏观案而彻底爆发。高启的死也并非孤例，而是朱元璋刻意打压江南士大夫的表现之一。与高启合称为吴中四杰的杨基、张羽、徐贲等人虽然先后应召，但是杨基多次获罪，最后竟死于工所；张羽因获罪被贬岭南，自知必死无疑，遂投江自尽；徐贲因为犒劳大军不及时，也被下狱处死。朱元璋对江南士大夫的苛刻，在后世甚至有着“文祸”之称。

高启虽殁，但其诗一直在后世流传。众人击节赞赏其诗才的同时，还带有几分惋惜。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就说：“惜乎年仅三十九，遽遭摧陨，遂未能纵横变化，自成一大家。然有明一代诗人，终莫有能及之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