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进士授职情况

明初时期，进士绝对是稀缺品种，洪武四年时规定，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授员外郎，第二名、第三名授主事；二甲赐进士出身，俱授主事；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俱授知县。

洪武初年很多制度尚不完善，到了洪武十八年规定一甲三名分授翰林院修撰、编修；二甲、三甲依照名次发六部、都察院任主事等职。同时又规定，三甲排名最后的十位进士定为“观政进士”，即实习、试政的意思，期限为半年。

明中期以后，进士授官制度逐步定型，基本上实行的是：鼎甲三人即日除翰林官，以示优异；二甲俱主事，而以取选之末名充知州；三甲内除评事、博士、中书、行人，外除推官、知县。

不难看出，明代进士选官基本不存在候补期，吏部在殿试之后就会举行大选，短时间内便可实授。其中三甲进士最低的任职标准也是知县，且据文献记载，三甲进士出任知县的情况也不普遍，大多数都在京师、南京任职。

也就是说，明代进士受“内重外轻”的官场思维影响，都不愿意到地方去任职。当时，进士出身者宁可在京为七品，也不愿出任四品知府，这是一种畸形且十分普遍的状况。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即在京任职者多为进士出身，而在外任职者多为举、贡出身。

明代举人授职情况

举人地位较进士为低，据《明史》卷七《选举二》的记载：“举人不第而选者，或授小京官，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

《明史》中所说的还是明中期以后的情况，实际上明初时举人的地位很高，初次授职的起点也高。比如洪武三年太祖下令开科取士，这一科乡试过后，各省举人根本没有参加会试，而是统一到京城听选。

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不无关系，大明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全国各地官员奇缺，故而几乎所有的举人都得到了知府、知州、知县等级别较高的岗位。

明中期以后，尤其是正统朝以后，举人授官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这是因为国家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官员人数总体趋于稳定，外省官员的主力虽然仍是举人群体，但在初次授职时起点略有降低。

《明神宗实录》中有云：“今天下最亲民者无如州县正官，其次无如州县佐贰。在正官十人之中，甲科居二，乡科、岁贡居八。”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万历时期全国的知州、知县中甲科（进士出身者）只占了20%，其他的清一色是举人、贡生。不仅如此，在地方中高级官员中，也大多是举贡出身。

明代重视举人，却也非不设门槛。举人入仕按例也要经过一次严格的考试，考试成绩分为三等，即上卷、中卷、下卷。位列上卷者授同知（知府佐贰，秩从四品）、知州，中卷取知县，下卷取通判。

这样的标准如果与清代比起来显然要优越很多，而且举人出身者只要向吏部提出入仕申请，就可参加考试，而通过考试即可实授官职。

御史查了一下，明代共开科89次，取中进士24878人；清代共开科114次，取中进士26849人。总体而言，进士乃至举人的数量都大致相当。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明代的进士、举人入仕难度如此之低的呢？

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明代的文官数量远超清代。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文官数量少的时候二万多人，多的时候五六万人，平均水平不低于三万人。清代的数字则为一万五千人左右，仅为明代的一半。

在进士、举人数量大致相当而官缺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明代的进士、举人选官自然会更容易一些。

二是清代几乎有一半的官缺专为旗人所设。本来官缺就少，旗人享有特权占据了国家的资源，那么留给汉人的空间就不多。

可问题是，清代的进士、举人有80%出自汉人群体，这么多的进士、举人去竞争不到一万的岗位，自然就需要很长的候补周期。事实上，进士已经很卷了，别说是举人。所以清代举人入仕的总数不到十分之一，这也证明举人入仕的难度之高。

海瑞说自己“不过是举人出身”，这话是要看场合而定的。因为当时海瑞在内阁受审，在座的都是内阁、六部、都察院等高官，在他们面前，区区的举人确实拿不出手。

但京城的中下级官员中，还有很多是举人出身的，海瑞作为其中的一员，不见得就低人一等，当个户部主事还是绰绰有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