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公元1402年,因“朱棣”所率领“燕军”顺利攻入金陵,宣告结束了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朱棣得以登基称帝,是为“明成祖”。但是呢,自洪武年间所创的“总兵镇戍制度”,让明朝一些“边境战略要地”的“镇守总兵官”皆“手握重兵”,而“朱棣”又是武力上位,势必不能服众,所以,如何去有效控制这些“镇守总兵官”,预防“武将专权”,就成了“朱棣”当下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一来二去之下,也就有了明朝“宦官监军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塑像
先来看看明朝“宦官监军制度”形成的背景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乃是贫苦百姓出身,大明政权建立初期又急需大量的财力物力,所以如果再采用以往传统的“募兵制”来招募士兵的话,势必就会对“国家财政”造成一个不小的负担。
因此,为了满足扩充兵力的同时还能减轻财政压力的需要,朱元璋开始推行“卫所制”,一“卫”5600人,“卫”下又分设“千户所”、“百户所”、“总编”、“小旗”等军事编制,通过让这些“卫所”士兵及家眷在和平时期“屯田耕种”,实现自给自足,继而来满足日常的军事体系运转需求。
但是由于“卫所制度”生来就具有的“兵源分散特性”,以及其“指挥使”皆是由朝廷临时指派的弊端,让这种军事制度在面对实力强劲的“蒙古骑兵”突袭之下,处处受制,往往因无法有效集中兵力而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

明朝“九边重镇”示意地图
于是,据《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中的记载:“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意思就是为了缓解这种“处处受制”的尴尬局面,明太祖朱元璋又在“鸭绿江”到“嘉峪关”这条边境防线上分设了九个“军事重镇”,派遣重兵驻守不说,还设立了常驻的“镇守总兵官”职位。借以应对“蒙古骑兵”的突袭。
之后截至洪武末年,光其“宣府一镇”,就达到了“屯军官兵殆十万”的地步。其它军事重镇虽略有差异,但也相差不大,军事实力十分强悍。
然而,偏偏明成祖朱棣是武力上位,并非正常的皇位继承,这也就导致如果按照封建时期那传统的“皇位继承观念”来看的话,朱棣的登基称帝其实就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表现。
自然也就无法完全得到这些“镇守总兵官”的信任与忠诚,也就有可能会形成拥兵自重的“武将专权”现象,毕竟对于统治阶层来讲,“武将专权”的后果无疑是十分可怕的。
可是呢,当时又恰逢边境战事频繁,“蒙古骑兵”对明朝边境的侵扰愈加频繁,沿海地区的倭寇也愈加横行无忌。如果只是单纯的想办法压制这些“镇守总兵官”实力,继而预防“武将专权”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明朝宦官剧照
明朝“宦官监军制度”形成过程
那么,又该如何才能有效的控制这些“镇守总兵官”,又不让这些“总兵官”拥兵自重,出现“武将专权”现象呢?
一来二去之下,明成祖朱棣就把目光瞄向了他的内臣“宦官”身上。毕竟明成祖朱棣是篡位登基,所以势必对朝臣也会有所猜忌,而这些亲信“宦官”就不同了。
一方面是他的“藩府旧人”,自他还是“燕王”的时候就一路跟随他,为朱棣的登基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诸如深得朱棣信任的宦官“郑和”、“王彦”、“马骥”等人。
另一方面又因《明史·卷三百零四·宦官一》中曾明文记载:“内臣不得干政,预者斩”。
也就是说,自明初开始,朱元璋就严格限制了“宦官权力”,导致这些宦官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实权”,所有的权力都由统治者所赋予,也随时可以收回,也就意味着无法对明朝政权构成明显的威胁。
既然无法直接干预朝政,那也就相当于对于“政治事务”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统治阶层的手中。
因此,不问政事的“宦官”,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充当明成祖朱棣“耳目”,预防“武将专权”的上上之选。
据《明史·本纪第六·成祖二》中的记载:“永乐元年......始命内臣出镇及监京营军。”
紧接着,明成祖朱棣便派遣自己的一些心腹“宦官”到各镇巡视,履行“监军”之职,明面上说是辅佐处理事务,实则是进一步监听各镇“镇守总兵官”,继而起到防微杜渐之效。
明朝的“宦官监军”制度也于此时正式形成。

明成祖朱棣画像
再来看看明成祖朱棣是如何预防“武将专权”的
据《明书·卷七十一·戎马志》中的记载:“镇守内臣,自永乐初出镇辽东开原及山西等处,自后各边,以次添设,而镇守之下,又有分守、守备、监枪。”
意思就是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除了派遣宦官去这些“军事重镇”来回巡察,借“监军”之名预防“武将专权”以外,又在“总兵镇戍制度体系”中,额外加设了“镇守中官”职位,均由“内臣”担任,也就是由“宦官”担任。
同时,为了削弱“将权”,明成祖朱棣又在这“镇守中官”官职之下,按照职能各自划分出了三种各自独立的职位,也就是“分守”、“守备”、及“监枪”等职,穿插在了“九边重镇”的职官体系当中。
- 这所谓“分守”,也就是明朝的“按察使”,起巡视监察之效,即各镇的“常驻监司”。负责向“镇守宦官”提供情报。
- 至于“守备”:则代表各镇的“城镇镇守武官”,一方面负责管理城防营务,配给粮饷等具体事务,另一方面则起到分化“镇戍总兵官”职权的作用。
- 至于这“监枪”,即“监枪内臣”,乃是明初掌管火器部队的“神机营”武官职位之一,是“神机营”营下“五军”除“中军”以外,其他“四军”麾下“十二司”的标配官职之一,同样起分化“镇戍总兵官”职权之效。
也就是说,在明成祖朱棣的心中,只是让“镇守宦官”去来回巡察监视这些“镇戍总兵官”还不够,毕竟这些“镇戍总兵官”大权在手,就算人家有异动,但以当时明朝廷那政权还未稳固的情况来看,朱棣恐怕也是无可奈何的。
故而,只有另外再增设“宦官官职”,让自己的“心腹宦官”去这些“军事重地”常驻,从根本上去削弱分化这些“镇戍总兵官”的权力,才能真正的实现让“宦官”起到巡察监视作用之余,又能实地控制“镇戍总兵官”,达到预防“武将专权”的目的。

明朝宦官监军剧照示意图
之后,据《明书·卷七十四·边防志》中的记载:“蓟、宣、大同三镇,既有镇守太监,而各路复有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三镇关塞城堡远者相距不过一二百里,内官至数十人。”
意思就是说到了永乐后期,蓟州、宣府、以及大同三个“军事重镇”,在其职官体系里面不但有“镇守太监”作为“监军”,其麾之下的各个营、司里面同样有“宦官”负责承担各项具体事务。
另外,这三个军事重镇旗下各个要塞城堡之间的距离,最远的相差也不过一二百里,笔者姑且就按两百里来算,换成我们如今的话来讲也就100公里左右,可是在如此小的距离内,明成祖朱棣安插的宦官数量却高达几十个。

嘉峪关照片插图
回过头来再看看从“鸭绿江”到“嘉峪关”整体的距离,“绵亘万里”,在这中间分布的要塞城堡数量何其繁多,综合下来的话,其总共的宦官数量必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中所代表的意思不言而喻。
足以证明明成祖朱棣对控制“镇戍总兵官”,预防“武将专权”有多重视了。
同时,这些“镇戍总兵官”的权力在历经这些“宦官”从上到下层层瓜分之后,其本身权力也就这样被“明成祖朱棣”轻而易举的剥夺了大半,但凡是个稍微重要一点的营房部门,其中几乎都有宦官的身影。
最明显的,好比上文曾提到过的那个负责管理“粮饷”事务的“守备”官职,不就相当于变相的遏制住了这些“镇戍总兵官”的财政大权吗?
试问,如果没有钱的话,又会有哪个士兵愿意给这些“总兵官”出生入死,构建“武将专权”的蓝图呢?
毕竟士兵也是人,都是要吃饭养家糊口的。
不过,明成祖朱棣设立的“宦官监军制度”,虽然控制住了“镇戍总兵官”的大权,预防了“武将专权”事件的发生,但同时也给明朝中后期带来了不小的弊端。

明朝宦官专权剧照
即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现象。
究其根本,其实还是这些明朝统治者为了稳固政权以及维护皇室利益,从而过分消减“将权”,对“宦官”的信任有点过头了。
毕竟朱棣执政时期,虽然重用“宦官”,但宦官的主要职责其实还是监视和分化,并不会让“宦官”去干预真正的政治事务,如若正儿八经的打起仗来,依旧还是那些明朝的“将领”在发挥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宦官作为皇帝最信任的耳目,其所带来的好处,让这些明朝统治者忽略了“宦官”自身可能存在的“徇私舞弊”现象。
继而选择盲目的重用“宦官”,赋予了宦官极高的政治权力,甚至偏听偏信,让这些宦官得以独揽大权、干涉朝政。

明朝崇祯皇帝画像
好比如,据《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中的记载:“振......久之,擢副总兵。监视中官高起潜招致之,不往。中以他事,落职。”
意思就是明朝一个叫“杨振”的官员,因崇祯二年“京师保卫战”有功,而后一路迁升,崇祯皇帝甚至有意提拔他到“副总兵”的职位。但因为监军宦官“高起”的暗中弹劾,让杨振失去了就任“副总兵”的机会,而是被派往其它地方任职。
其他明朝的大宦官也同样是如此,凭借统治者赐予的政治权力在朝廷中徇私枉法、弹劾贤良,独揽朝政的“大宦官”更是不胜枚举,诸如明朝著名的大宦官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人。

朝堂上的明朝官员示意漫画插图
结束语
但总的来说,“宦官监军制度”固然让明朝中后期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弊端,但是其对明朝政权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进程而言,其实产生的影响反而是小于“武将专权”所带来的侵害的。
毕竟宦官的权力再大,其最终的决策权还是把持在皇帝的手中,只需要明朝统治者一句话,便可以轻松的收回所赋予的权力。
而“武将专权”的后果却要严重多了,轻则阳奉阴违,不服从统治者的管理,重则可就是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了。
好比如北宋政权的建立者宋太祖赵匡胤,不就是因“兵权在握”而黄袍加身,发动了“陈桥兵变”,架空了后周周恭帝柴宗训的实权,继而胁迫其禅位,这才建立起了北宋政权吗!
而且,明成祖朱棣时期对“宦官监军制度”的应用,让凭武力上位的朱棣有效的分化了“镇戍总兵官”的权力,先是稳固了政局,将权力收归中央,紧接着又为明朝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君主专制”进程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
也就是说,在朱棣执政时期的政治背景下,“宦官监军制度”的推行是符合统治者阶层利益的,对稳固明朝政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只不过由于明朝中后期的统治者对于“宦官”的过分信任,才造成了这些“宦官”为了满足私欲,继而擅权乱政、徇私舞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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