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北宋赐茶制度与“供御”“进盏”款老建盏

建窑遗址出土了不少有“供御” 款及“进盏”款铭文黑釉瓷茶盏标本，更多出土的是反体字铭文的垫饼窑具。建盏的款识很多，作为皇家定制的款识有“天王”“圣”“进盏”与“供御” 款等。“供御”款多为手工剔刻，“进盏”款多为模印成型。学术界普遍认为,建窑在历史上曾为宫廷烧过贡瓷，“供御”“进盏”款瓷片和窑具的大量出现，是建窑生产贡品或者产品进献给宋朝宫廷使用的实物依据。“供御”一词在南宋时已有文献记载：“汝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及。”[1]说明“供御”瓷器要经过皇家拣选，不合格的产品才能出卖，有“供御”款的不会在市场上变卖，变卖的话，不符合礼制。而“进盏”一般解释为进贡用的盏。

考古报告则从技术角度进一步确定了“供御”“进盏”款建盏的性质。这些带铭瓷器是放在窑室中最好的窑位烧造，成品率很高，数量不多，因而在窑室或堆积层中发现不多。它们是在民窑中搭烧，而不是由官府控制的瓷窑专门烧造。这些为研究“供御”“进盏” 的时代、性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2]。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文官集团的统治者礼制严密地掌管着世俗社会，窑主应该不会在字面上犯错误，把不是特殊用途的建盏铭刻上“供御”“进盏”。所以，“供御”“进盏”是贡品，争论不大。但是“供御”“进盏” 建盏并不是精美的陈设瓷器，大众审美上也比不了各大名窑的名品，但为什么功能单一、审美品位独特的建窑黑釉茶盏会铭刻上“供御”“进盏”款？窑址中“供御”“进盏”款残器和窑具出土不少，说明产量不少，但是为什么传世仅仅只有一件完整器？怎么解释窑厂产量不小，而考古出土及传世完整器少的矛盾？笔者试图从“供御”“进盏”建盏产量和北宋赐茶制度的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晚清陈浏在《陶雅》中最早记载建窑铭文情况，底上偶刻有阴文“供御”楷书二字[3]，但未提及“进盏”情况。1929年刊行《建瓯县志》中说： “兔毫盏，出禾义里……由山内挖出形式不一，唯池墩村水尾岚，兔毫盏堆积（最多），该碗打碎之底，时见进盏二字，是阴字模印，楷字苏体。亦偶有供御二字者，似刀划，字迹恶劣。附近村民往挖者，或一日得数块，或数日得一块。”[4]而“圣”字款和“天王”款建盏是藏家偶然得到的，一件“天王”款和另两件“圣” 字款建盏废品连同两千多个“供御” 款建盏残件在窑址一带被发现[5]。 1960年，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发掘过建窑：碗垫308件……在这些出土的碗垫中都有“供御”“进盏”字样。有的还有“文、十、李、夭、升、廿、生、盂、六、水、具”等字样[6]。厦大叶文程先生总结：建窑与一般民窑是有所不同的，它所烧造的茶盏，作为“供御”“进盏”的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出土的垫饼和碗底，都有不少带有 “供御”“进盏”的字样。

综上所述，“供御”“进盏”建盏瓷片和窑具发现数量呈递增趋势，从定性为“有”到“时见”，到经现代考古发掘的308件碗垫，再到收藏家两千多个“供御”款建盏残件。瓷片和窑具是不可再生的，基本上一个标本对应一件建盏，反文窑具标本目前大量存世，据此推测，“供御”“进盏”建盏的生产绝对不会是小数目。窑厂生产量大，生产出来销往哪里呢？这就要考察北宋的赐茶制度。北宋时期，茶文化非常发达，继承和发扬了五代时期形成的赐茶制度。该制度不光有皇帝及官僚集团、文人阶层参与，甚至军队、平民百姓也被加入到赐茶制度的受赐对象中来。北宋赐茶的规模、频率都远超前朝，赐茶制度已经上升到比较重要的统治手段，是北宋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宋史·礼志》记载：“中兴，仍旧制。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及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8]

宋 黑釉油滴纹建盏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这就说明，北宋时期赐茶是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上升到礼制的一部分。赐茶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一是显示皇室对文官统治集团的重视。宋代有着非常发达的文官统治制度和集团，皇室笼络大臣，经常举办宴会，宴会前会给大臣们赐茶。经常性地进行，就成为定制。“如遇赴宴赐茶，其合坐墩杌，非特旨，并依官品。”[9]皇帝给大臣赐茶，不是为了酬劳便是以示恩宠。如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二壬辰，朝献景灵宫，从宫以上赐茶，自是朝献毕皆御斋殿赐茶，成为定制。再如徽宗曾亲自为大臣和学士煮茶。蔡京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10]。二是皇室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北宋时期，文人阶层被重视，科举考试兴盛。为了体现朝廷的态度，皇帝会利用这个机会赐茶给新考取的进士，还有考官等一众人等。王巩《甲申杂记》： “仁宗朝，春试进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楼观之。慈圣光献出饼角子以赐进士，出七宝茶以赐考试官。”[11]出于同样的目的，皇帝视察国子监的时候，也会赐茶，对象是国子监官员和学生。 “哲宗始视学，遂幸国子监……命宰臣以下至三学生坐，赐茶。”[12] 三是慰问赐茶，比如阅兵仪式。宋代有着庞大的军队，有皇帝参加的阅兵，会照例犒赏三军将士。“亲王、使相、节度使至刺史、学士、台省官、诸军将校等并序班朝堂，谢赐茶酒。”[13] 四是显示皇恩浩荡。赐茶制度受益方一般是有身份的人，特殊情况，为显示皇恩浩荡，平民百姓也会得到赐茶，比如太子即位、册封后妃等普天同庆的时候。此外，为弘扬礼教和孝道，年老长寿者也经常得到皇帝的赐茶。皇帝出巡经过之地的寺庙或者平民，也有可能得到皇帝赐予的茶帛。“真宗朝诸陵及举大礼……所过赐父老绫袍茶帛，所幸寺观，赐道、释茶帛，或加紫衣、师号。”[14] 五是祭祀，比如季秋大享明堂，是宋代最大的吉礼之一，始议于真宗，始行于仁宗皇祐二年，此后一般三年一行。行此礼后，皇帝一般都要对宰臣百僚赐茶。六是外交。皇帝会赐茶给外国使臣，时间和场合一般选在使臣们入京朝拜、递交国书、宴会和辞别时。

以上总结了北宋赐茶制度的种种功用。至于“赐茶”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皇室亲自参加的“布茶”，就是随从煮茶给参加仪式的人喝；一种是赐茶叶、茶饼等给赐予的对象。无疑，“布茶”比赐茶叶更加隆重，因为有皇室亲自参与。与赐茶制度相匹配的是北宋皇室设有专门的“茶酒班”。周密《南渡典仪》载：“车驾幸学，讲书官讲讫，御药传旨宣坐赐茶。凡驾出，仪卫有茶酒班殿侍两行，各三十一人。”[15]可见，皇帝外出视察和出巡时还带上六十二人规模的“茶酒班”。赐茶叶用不着茶具，而“布茶” 肯定会用上茶具。据此推断，“供御”“进盏”建盏有可能是被“茶酒班”大量地消费。皇帝亲自给大臣“布茶”，茶具使用量不大，但是六十二人规模的“茶酒班”出动，仪式经常性地举行，参与人员上至皇室成员、王公大臣，下至三军将士、平民百姓，可以推断，茶具的使用量是个庞大的数字。笔者推测，因为宋代皇室对赐茶制度的高度重视，为了让参与者体会到皇恩浩荡，选用功能单一、审美独特的建窑黑釉茶盏，并铭刻上“供御”“进盏” 款，来彰显皇家威严，是有可能的。而赐茶仪式的规模空前和频繁举行，说明 “供御”“进盏”款建盏的需求旺盛，可以解释“供御”“进盏”建盏较大规模的生产量。窑址发掘证明“供御”“进盏” 建盏产量大，赐茶制度的存在，有可能大量消费“供御”“进盏”建盏。建盏又是公认的结实耐摔，一般分析，应该存在较多的传世或者考古出土的完整器。但是目前在所有各国各美术馆及出版的名瓷图册中都没有供御建盏完器或传世品的照片，现公开展览的只有上海博物馆一只有“进盏”款的建盏而已[16]。这些窑厂大量生产出来的“供御”“进盏”建盏完整器去哪儿了？笔者大胆推测，是三方面原因导致“供御”“进盏”建盏传世完整器稀少。一是北宋皇室的专门赐茶机构垄断了这类建盏的使用权，没有外流，使得全国各地墓葬及遗址考古发掘不见完整器出土。二是到了南宋，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用大汤氅[17]，这类瓷器不再被重视，肯定不会随宋室南迁杭州，而是被遗忘在汴京御用库房。三是汴京入金以后，有几次黄河泛滥成灾，宋汴京城遗址早已掩埋于泥沙底下。据古遗址钻探所得资料，宋汴京遗址深埋在今开封市地下六公尺深处[18]，这类被遗忘的建盏，肯定也和宋汴京一样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黑釉刻 进盏 款建盏

高6.1cm 口径12.6cm，底径4cm，

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