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退步，当然体现在女性地位上啦。元到明，女性地位可以说是越发地低下了。
而且朱元璋还恢复了废除千余年的皇家殉葬制度，导致民间妻为夫殉葬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这无疑是退步的。
朱元璋
据董家遵的统计：宋代节妇152人、烈女122人；而元代则分别为359人和383人，分别多出宋代一倍和两倍多，如果考虑到元朝存在的时间远少于宋，那么则可看出理学家们的贞节观念对元代妇女迫害的残酷程度。到了明朝，节妇和烈女的人数则又大大超出元代，明朝节妇多达27141人,烈女则达到3688人。也就是说，明朝理学对于妇女迫害的残酷程度，越发加强了。这和朱元璋本身姓朱所以尊崇朱熹关系很大。
朱熹
朱元璋确实不是很尊重女性（当然对正妻马皇后是个例外，伉俪情深），这种落后观念，使得他眼中女性工具化。
1、“太祖亲征婺洲，有侄男子进女子一人，约二十岁，能作诗。太祖曰：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诛之於市，以绝进献。”（《国初事迹》）
2、“文忠守严州，取娼妇韩氏在家留宿。太祖知之，差人将韩氏诛之。”（《国初事迹》）
3、“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后国珍令歌妓脱去皂冠、皂揩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国初事迹》）
4、“太祖尝使人察听在京将官家有女僧诱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两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将二家妇及僧投于河。”（《国初事迹》）
5、“圣祖悯常开平 遇春无嗣，赐二宫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水盂盥栉。开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矣。至回，内出一红盒，启之，乃断宫女手也。开平惊忧，后入朝，仪度错愕。圣祖问之，不敢对。再三诘曰：”面目非昔，岂谋朕耶？“开平惧，尽吐其实，且叩头曰：”圣上怜臣，赐二宫女，恩莫大也；今若此，有孤圣恩，万死莫赎，故连日惊忧。“圣祖大笑曰：”再赐何妨。且入宫饮酒解忧。“外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赐功臣，上写曰：”悍妇之肉。“ ”（《龙兴慈记》）
6、“中山武宁王达夫人谢氏（一说张氏），膂力过人，常持铁器重百斤者，军中随行。后太祖登大宝，中山就封，每朝见太后，谢夫人时致不平。尝有‘我家不如尔家’之言。……一日召宴内庭，中山与焉，命勇士杀谢夫人于其第。”（《北窗琐语》）
这些记载可能部分是小说家言，但不至于全部是假。结合朱元璋恢复殉葬制度来看，除了正妻马皇后之外，其他的女性确实没怎么被他当人看（当然，这是封建时代很多男人的固有局限性）。朱元璋对于理学，也是虔信不已。由于朱熹和他同姓，明朝对于朱熹可谓百般尊奉。（不过有意思的是，老朱却又怒斥劝说他把家谱接到朱熹身上的酸腐文人，坚持称自己出身寒微，也是个性十足）
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虽然受到元朝律法和理学观念的影响，但一开始只是鼓励妇女守节，打击改嫁，并不鼓励女子殉夫（虽然他在皇家要求少量嫔妃殉葬）。但是由于贞节牌坊可以换来全家免劳役，后世民家往往在儿子去世后，逼迫媳妇自尽来确保贞节牌坊的稳固，才导致明代节妇数量远多于前朝的同时，烈妇数量也极大增加，这是朱元璋当时所未能料到的。
不过呢，实际上，理学在明初已经不是南宋后期的理学了，而是被元朝篡改过的。
南宋的学风是颇为开放的，理学朱熹与心学陆九渊在鹅湖聚会，辩论百般，双方互相欣赏，宾主尽欢而止，是高水平的学术辩论。后来宋理宗对于理学颇为尊奉，但也拒绝将理学作为官学，尊重了民间的学术自由。而就宋一朝，理学虽然有少量保守落后、迫害女性的成分，不过总体上也有哲学上、修身上的进步意义（朱熹搞儿媳的段子就别拿来说了）。理学官学化，是从元朝开始的。
金末元初，许衡、郝经、姚枢等生活在金国境内的理学家争相效力蒙古，为蒙古平定天下的事业积极出谋划策，并推动理学的官学化。为了符合蒙古人的统治需要，他们也把理学与五德终始说相结合，论证蒙古人以异族入主中原，是得天命、应天数。但是就蒙古人而言，女性的地位有特殊的二元性。在华夏民族生产力落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女性有地位极为低下的一面，如姐姐出嫁常以妹妹陪嫁，丈夫可以随意买卖妻子，又有自由的一面，如女性改嫁限制很少、贞节观念不强等；而蒙古人作为生产力落后的游牧民族，其女性地位与此类似。
元朝女性地位的变化，既有理学官学化影响下，呈现出急剧下降趋势的一面，又有蒙古人游牧民族女性自由的一面。
黄宗凯先生在《元代妇女地位略论》一文中，讨论元代妇女地位下降进程中产生的某些逆下降表现（如黄道婆因对棉纺织工具的改进,成为古代著名科学家,在去世后,时人“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时，就明确指出：
由于蒙古族的观念、习俗的影响有一个渐进过程的原因,元代中期妇女地位应是比较高的时期。随着民族融合进程的演进,蒙古族的观念、习俗逐渐为中原的文化观念和习俗传统演变,以及理学影响的现实作用,妇女地位逐渐重新步入下降轨道。加之元代存在的时间有限,其有利妇女地位提高的法律规定,并不一定真正惠及汉族低下层妇女。所以,对元代妇女地位的此种逆下降趋势,不能估价过高。
另外，朱元璋恢复妇女殉葬制度，尤其是在皇室内恢复妇女殉葬制度，绝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蒙古人习俗的影响。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都有蒙古首领死后人殉的记载，如志费尼记成吉思汗死后有四十美女殉葬。他又记载拔都葬时以“奴隶及妻妾殉”，《瓦萨夫书》亦记载旭烈兀死时“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则元代皇帝无殉葬记录，可能是从忽必烈开始留下的成例，但绝不能证明蒙古人没有殉葬习俗。
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明朝的女性地位比起元朝下降，就好像元朝女性地位比起宋朝下降一样，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当然是明朝比起元朝的退步。
不过，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理学不断受到质疑，思想逐渐解放，女性地位又有回升的趋势。
陈金花教授在《从女性意识的萌动看明代中后期妇女地位的提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
在理学盛行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往往被视为（甚至自视为）缺乏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人，她们习惯于服从男子的统治，将遵从男子的意愿视为天经地义不知道反抗,“忍耐顺从”已成为她们的代名词。明代前期的女子大体如此。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思想的活跃，使得此时期妇女的女性意识开始活跃起来。她们通过参与经济活动，有了自尊自强的意识和较为丰满的性格特征。她们有了强烈的表现欲，有意识的去修饰自己，增强自己的魅力，她们学习文化知识，提升文学修养，并把自己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形成属于她们的文学世界即后人所说的闺秀文学（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是闺秀文学发展的高峰期）；她们有了较强的家庭责任感，投身商品经济大潮，为改善家庭生活而辛勤劳作，创造了财富，提高自己在家庭的经济地位。她们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在婚姻生活中努力寻求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并积极参与户外活动，走出闺门，享受大自然，丰富了生活，也开拓了自己的视野。这是对传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权制社会的一种挑战，是明代中后期妇女意识萌动及妇女地位提高的信息。
明代后期女性地位比起之前有所提高，女性有获得解放的趋势，我们从《三言两拍》《金瓶梅》等小说亦能有所感觉。而皇室殉葬制度在明中叶即为明英宗所废除（这也是这个昏君做的少有的人事）。
明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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