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弘墓,东西方文化交流最珍贵的资料,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是我国第一座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并有着完整丰富中亚图像资料的墓葬。其汉白玉石椁上雕刻图案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内容以及花草树木,均取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有些画面有明显的祆教内容,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反映中亚古国和东西文化交流最集中、最丰富、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入选二十世纪一百项重大考古发现的虞弘墓发现于山西太原,是一个充满异域文化风情的隋代墓葬。它的发现,不但说明古晋阳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城市,更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例证。
虞弘墓是一个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几部分组成的砖砌单室墓。葬具是一个房型汉白玉石椁,石椁外观呈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由底座、中部墙板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石椁内外,或雕或绘大小图案54个,色彩缤纷,显示出浓厚的波斯、中亚文化,特别是粟特文化色彩。内容有宴饮图、乐舞图、射猎图、家居图、出行图等,图中服饰器皿、动物花卉,完全是域外风物。
图中人物皆深目高鼻,或留短发,或梳突厥式长发、波斯式长发,人种与地中海地区的印度——地中海种族类群接近。石堂雕绘图像主要部分由9块石板围成四周,每块有一大一小两幅图案,皆为浮雕加彩绘。这组浮雕是该石堂图像中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也是一卷系列的历史风情画卷。石堂门两侧的两幅浮雕画面朝外,其余7块浮雕画面朝内。每幅既是独立的画面,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倾诉着鲜为人知的宗教神话故事和粟特人对冥世的设想。
1999年,太原市王郭村出土开皇十二年(592年)时期的虞弘墓石椁板及石棺床。 中新网/山西博物院供图
此外在石板中间七块的朝外部分,各用白地墨线画了一个侍者,五男二女,或跪或立,有的端盘,有的捧杯,有的徒手恭谨站立。最具特色的是居于石椁椁底座正壁图案中的火坛。火坛图案是一个束腰形祭坛,中心柱较细,底座和火盆较大,祭坛上部呈三层仰莲形,上雕熊熊火焰。在其左右两旁,各有一个人首鹰身的祭司相对而立,祭司穿红色圆领半臂衫,肩披带端为葡萄叶形的长帔。腰系一软带,软带垂地,带端也为葡萄叶形状。黑色长发呈波形披在头后,深目高鼻,须髯浓密。祭司下半部为鹰身。两人上身倾向火坛,两手戴手套,一手捂嘴,一手伸出,抬着火坛一侧,实际上这是两个象征半神半人的祭司。波斯萨珊王朝信奉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崇拜太阳、光明与火,其中最崇拜圣火,圣火祭坛是其重要的标志,也是典型的袄教礼仪的象征。
虞弘本人史书中未见记载,按照墓志所载,虞弘祖父奴栖为鱼国领民酋长,父君陀为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虞弘原为鱼国尉纥驎城人。
按照虞弘墓志所说,鱼国是虞舜时期从山西蒲坂迁徙到西域的,虞弘的祖先曾经“润光安息,辉临月支”。说明鱼国最早与“安息”和“月支”往来频繁。安息与月支都在中西亚的阿姆河流域有过居留,而阿姆河北岸曾经是粟特人的居留地。学界一般认为粟特人就是我国文献记载的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等“昭武九姓”。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即出自“昭武九姓”的安国。“昭武九姓”位于中亚的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以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撒马尔罕为中心地区。
希罗多德《历史》记载,在粟特国中有一个称“马萨革太”的部落,他们不播种任何种子,而以家畜与鱼类为活。“马萨革太”原意就是希腊语“鱼”的意思。因此这个粟特的马萨革太部落很可能就是墓志所称的“鱼国”。虞弘墓中所表现的浓郁西亚粟特文化面貌也说明了这一点。而粟特文化以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为主。北魏时,鱼国可能已向东发展,且与北魏有了关系,至晚在虞君陀时,鱼国又成了柔然的附庸国。一度在北魏和柔然的交叉势力范围之内。
虞弘的父亲君陀任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虞弘应该是随其父至茹茹国,或者就出生在茹茹国,他十三岁时(546),任茹茹国莫贺弗,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回茹茹国后任莫缘,又出使北齐,北齐“弗令返国”,留在了中原。他先后在北齐任轻车将军、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假仪同三司、游击将军等。北周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广兴县开国伯,邑六百户 ,兼领乡团。左丞相府,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隋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兵部。卒于隋开皇十二年(592),终年59岁。
莫贺去汾达官、莫贺弗、莫缘,据研究都是柔然等北方少数民族国家的职官名称。在虞弘的一生经历中,除了他来自西域鱼国,任官柔然,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的背景以外,“检校萨保府”应该值得我们关注。所谓“萨保”,原是粟特胡人商队首领的称呼。应该由粟特商业贵族担任。
粟特人是中亚的一个古代民族,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大批粟特人顺着丝绸之路向东迁徙,进入中原,他们在重要的城镇上留居,在当地入仕、经商或侨居,形成一个个聚落,这些聚落的首领就是萨保。中原政府为了管理和控制粟特聚落,就将萨保列入中央政府,成为政府任命的一个官职。萨宝府成为一个政事机构。其职务是粟特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虞弘“检校萨宝府”,说明北朝时期的晋阳地区有一定的粟特聚落。
无独有偶,在晋阳担任萨宝的,也不是虞弘一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太原小井峪村发掘出土了一处唐代龙氏家族墓地,其中最早的《龙润墓志》记载:“君讳润,字恒伽,并州晋阳人也。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说明到唐代并州萨宝府依然存在。在北朝及隋唐时期,三晋大地有大量的粟特人留居,并形成乡团组织,虞弘“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之职,就是方便他从乡团与萨宝府两方面来对大量的粟特人进行管理。
总之,在中古的数百年间,并州的粟特人相当活跃,有许多粟特人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葬于斯,一个个地地道道的来华外国人长眠在了晋阳。从虞弘的葬式来看,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元素是主流,但又吸收了部分汉文化的内容。
其一,由斜坡墓道、甬道、墓门、墓室几部分组成的砖砌单室墓,是在中原大地流行数百年的典型汉文化形制。其二,房形汉白玉石椁,歇山顶式殿堂建筑,也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其三,随葬的汉白玉石俑、残存的陶俑也都在中国北朝墓葬中找到源流。其四,介绍墓主人生平的墓志,无论是篆书墓志盖,还是带有隶意的楷书墓志铭,都是北朝墓志的典型形制。某种程度可以说,在墓葬文化诸元素中,汉文化元素依然占据大部分。虞弘墓是一个多元文化相融合的考古实例。
而墓志中两处挖补修改,则体现了这一文化交流与融合者的心路历程。
虞弘墓志盖篆书“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志文中将其祖先追溯到中国传说时代的有虞氏虞舜。虞舜为五帝之一,传说其发祥地也在山西。而虞弘一族就生活在山西太原,可见虞弘的姓氏选择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他希望能把自己描绘成华夏子孙,于是决定攀附有虞氏舜帝。不过,在虞弘墓志中,表现虞国的虞字经过挖补修改而变成了“鱼”。这不仅仅只是“虞”“鱼”两个字形、义的不同,而是外来部族来到中国以后,从方方面面包括老祖宗,都希望和中国相联系,希望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希望融入当地的文化氛围。不过在内心深处,他们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依然有着深深的眷恋和难以割舍之情,表现在墓志上,就改成了更能彰显其国别的鱼字。无独有偶,《隋书·虞庆则传》记载,“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虞庆则“本姓鱼”,却将姓氏由“鱼”改为“虞”,情况与虞弘相类,不过这种现象随着他们居留时间的延长,逐渐融入了当地文化之中,不分彼此。发现于太原的唐代龙氏家族墓地,其祖上也出自西域,就直呼并州晋阳人,依然是“却望并州是故乡”了。
太原古称晋阳或并州。三面环山,南面为平原,汾河水贯穿整个城市。这里既有农桑耕织之利,又有天险可以凭仗。向西与灵州,向南可达长安和洛阳;向北通漠北突厥;而向东则可到达河北道重镇恒州和幽州。自东汉后期起,太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交往融合之地,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与东西方进行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北朝晚期,太原作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更是吸引了大批的外来民族,虞弘就是这些不计其数的外来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的到来,给我们可以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因素,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血液,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为中华民族融合的高峰时期唐朝奏响了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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