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先秦时期，传统王权的运作方式以“外事五权、内事五枚”为主。其中，“后”执掌“内事五枚”并对父系王权所掌“地以权民；物以权官；鄙以权庶；刑以权常；食以权爵”等“外事五权”予以监督、制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创设了皇帝制度并形成了一套以皇后为中心，由妃嫔、女官、宫女等组成的后宫制度。汉朝建立以后，给后宫制度配套了繁琐严苛的礼仪约束和森严、明确的等级制度，以“皇后”为代表的后宫便失去了执掌“内事五枚”的巨大权力，逐渐成为皇帝的附属。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阶层对于后宫等级制度严重影响前朝政事、皇权乃至统治根基稳固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自后金时期便制定成型的基本国策——“满蒙联姻”，为后金政权的稳固、清朝入关乃至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起到了极为关键的积极影响；康熙皇帝继位以后，将后宫制度进一步明确，制定了“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的后宫等级制度，有效制衡了朝臣、拉拢了外戚、稳固了皇权。

不可否认，清朝之所以能够稳固统治中原地区200余年，和其成熟、系统、完善的后宫等级制度绝对分不开关系。

清代后宫妃嫔形象

对于后宫等级制度的巨大作用，《清史稿·列传一·后妃》有着较为明确的说明：

二百数十年，壸化肃雍，诐谒盖寡，内鲜燕溺匹嫡之嫌，外绝权戚蠹国之衅，彬彬盛矣。

也就是说，成熟的后宫等级制度有效杜绝了前朝历代诸如嫡庶不分、外戚祸国等灭国之因。

抛开“草创阔略，宫闱未有位号”的努尔哈赤时期，抛开“五宫并建，位号既明，等威渐辨”的皇太极时期，甚至抛开“循明六局一司之制，议定而未行”的顺治朝；仅就“典制大备、位号明确、尊卑分明”的后宫等级制度建立以后，清朝历代帝王对于后宫妃嫔的配置也不尽相同，后宫配置对于皇权的影响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清朝哪位帝王的后宫配置才是最理想状态呢？

从后宫供养成本、前朝政事影响和皇位传承等三方面比较可以明确得出结论——雍正皇帝的后宫配置当属最理想的状态！

后宫供养成本

“俸禄”，即为封建皇权社会朝廷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各级官员的报酬。清代后宫妃嫔从本质上将同样属于皇帝的“臣属”，不管由内务府还是朝廷财政供养，同样需要支付相应俸禄。清代后宫妃嫔的俸禄称为“宫分”，依据后宫位分的不同而不同。

从后宫之主——皇后，到后宫妃嫔的最低等——答应，所得“宫分”到底有多大差别，我们以“皇后”和“答应”为例，予以明确说明。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明确记载：

皇后的“宫分”为：年俸1000两，各类绸缎38匹；各类纱44匹；各类布68匹；金线20绺，绒10斤，棉花线6斤，棉花40斤，里貂皮40张，乌拉貂皮50张。

皇后每日的“膳食供应”：盘肉用猪肉166斤，羊肉1盘，小牲口2只，新粳米1升8合，黄老米1升3合5勺，高丽江米1升5合，粳米面1斤8两，白面7斤8两。除此之外蔬菜、水果、干果、配料若干。

皇后每日照明、取暖供应：三两重白蜡1支，一两五钱重白蜡4支，一两五钱重黄蜡4支，一两五钱重羊油蜡10支，羊油更蜡1支，红箩炭夏例10斤、冬例20斤，黑炭夏例50斤、冬例60斤。

常在的“宫分”为：年俸30两，各类绸缎5匹；各类纱3匹；棉花3斤。

常在每日的“膳食供应”：猪肉1斤8两，羊15盘（每月）、鸡鸭共5只（每月），陈粳米6合，白面2斤，随时鲜菜2斤。

常在每日照明、取暖供应：黄蜡1支，羊油蜡1支，黑炭夏5斤、冬10斤 。

另外，对于后宫后妃的服侍人员配备，也有着明确规定，而且这些太监、宫女们也需要强大的财政支出支撑。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有载：皇后配“太监12人、宫女10人”；皇贵妃配“太监12人、宫女8人”；贵妃配“太监12人、宫女8人”；妃配“太监10人、宫女6人”；嫔配“太监8人、宫女6人”；贵人配“太监4人，宫女4人”；常在配“太监3人、宫女3人”；答应配“太监1人、宫女2人”。

而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清代太监的俸禄为“每月银二两，米一斛半，公费银六钱六分六厘”；宫女俸禄根据入宫服侍年限的不同而不同，大致在每月3两——7两之间。另外，清代“嫔”级以上的后宫妃嫔，为分居“东、西十二宫”的一宫主位，需要配备两名品秩为八品的首领太监，俸禄为“每月银四两，米四斛，公费银七钱三分三厘”。

清代宫女形象

由此能够直观地看出，如果同样出于繁衍皇室血脉、保证大清江山万世传承的目的，需要配备数量庞大的后宫妃嫔，后宫高等妃嫔的人数越多，内务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

自咸丰朝以后的同治、光绪、溥仪三位帝王因为具体的历史背景影响，并未配备足够数量的后宫妃嫔队伍，我们暂且不论。仅就康熙皇帝至咸丰皇帝这6位帝王而言，雍正皇帝的后宫妃嫔配备绝对是“后宫供养成本”最低的理想状态。

根据《清史稿·列传一·后妃》等官方文献的记载，雍正皇帝成熟时期的后宫拥有皇后一位、贵妃一位、妃三位、嫔一位、贵人八位、常在七位、答应及官女子八位。低等妃嫔占据后宫妃嫔的百分比为79.3%。同一百分比，康熙后宫为55%；乾隆后宫为41.8%；嘉庆后宫为12.5%；道光后宫为28.6%；咸丰后宫为16.7%。

仅就后宫供养成本而言，传统认为的“俭德帝王”——道光皇帝，只是浪得虚名；雍正皇帝才是真正的节俭帝王。

前朝政事影响

后宫妃嫔对于前朝政事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后宫干政；二是外戚窃权。

清代统治阶层将“后宫不得干政”奉为祖宗家法，自清朝入关之初，顺治皇帝便明确规定：“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从重惩办，决不宽贷”；行至乾隆朝，乾隆皇帝更是将这一规定写入《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予以制度、法规方面的严苛约束。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通过思想教育、图文宣传等各种手段让后宫妃嫔恪守“后妃之德”。

慈禧太后之前的清朝，如果没有皇帝的主观允许，后宫妃嫔敢于干预前朝政事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积极情况的出现，除了得益于严格的祖宗家法约束、明确的制度、法规制约外，还和后宫妃嫔的配置情况分不开关系。

康熙三十年，康熙皇帝为时年14岁的皇四子胤禛指婚，将原步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之女——乌拉那拉氏指给其为嫡福晋。当然，此时的皇四子胤禛还尚未成为康熙皇帝中意的皇储人选，甚至连乌拉那拉氏能成为皇四子胤禛的“贤内助”都不是康熙皇帝所能预料。可康熙皇帝抛开“满蒙联姻”的蒙古王公之女、抛开“世代与爱新觉罗氏联姻联亲、休戚与共”的佟佳氏家族之女，反倒成就了雍正皇帝后宫的理想状态。

《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了费扬古子孙于雍正十三年十月的大致官职情况：

费扬古之长子星禅，原任副都统；次子富昌，原任二等侍卫；第四子五格，承袭一等公，现任散秩大臣，兼佐领。孙富赉原任笔帖式；雅亲原任都统；保住，原任参议；巴武，原任护校；德保，现任三等侍卫；德禄，现任通叛；德福，现任员外郎。

也就是说，乌拉那拉氏所在的家族虽然都有官职在身，但一般都系低级武职官员或者毫无影响力的文职官员。和蒙古后妃背后势力强大的蒙古王公、佟佳氏、富察氏、瓜尔佳氏等满洲勋贵家族相比较而言，乌拉那拉氏的母家势力、对前朝政事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雍正九年，孝敬宪皇后崩逝，雍正皇帝对其有过一段客观公正的评价：

皇后那拉氏作配朕躬，经四十载，奉事皇祖妣孝惠章皇后、皇考圣祖仁皇帝、皇妣孝恭仁皇后。克尽孝忱，深蒙慈爱，服膺朕训。历久而敬德弥纯。懋着坤仪，正位而小心益至，居身节俭，待下宽仁，慈惠播于宫闱，柔顺发于诚悃。

有这样一位皇后坐镇中宫并以身作则，即使雍正皇帝后宫有着出身名门、外戚势力强大的熹妃钮祜禄氏；即使年贵妃背后站着足以左右雍正朝局的大将军王年羹尧；也断断不敢和母家势力有所联系，更不敢干预前朝政事。

除此之外，雍正皇帝对于后宫妃嫔的位分晋封还特别吝啬。除了雍正元年，雍正皇帝数次确立后宫后妃位分和后期“选秀”给予初次位分册封外，他几乎再未对后宫妃嫔予以过位分晋升。没有后宫位分的晋升，便不会让前朝朝臣和外戚家族看到皇帝的恩宠有别，更不会出现后宫妃嫔乃至外戚家族恃宠而骄、骄横跋扈的情况。

一个几无外戚势力依仗，“慈惠播于宫闱，柔顺发于诚悃”的皇后；再加上一个虽有大将军年羹尧可以依仗，但却“性柔嘉，持躬淑慎。藩邸时事朕克尽敬慎，在皇后前小心恭谨，驭下宽厚和平，实能赞儴内政”的年贵妃配合；再加上雍正皇帝“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无暇恩泽后宫；仅有的几个高等妃嫔即使拥有通天的办事，也断然不敢干预朝政、撺掇外戚篡权。

年贵妃剧照

皇位传承

雍正元年八月，雍正皇帝于乾清宫西暖阁，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做出了“秘密立储”的决定：

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建储一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

不可否认，雍正皇帝创设的“秘密立储”制度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但根据雍正朝乃至后世帝王的实际情况来看，弘时和弘历、永瑆和永琰、奕詝和奕訢之间的皇位争夺情况依然存在，只是方式更趋于温和、趋于暗里进行而已。也就是说，这一制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皇室兄弟之间的手足相残。

但距离“九子夺嫡”最近，“秘密立储”制度刚一建立、尚未成熟的雍正朝，到底实现了皇权更迭的平稳进行，没有出现明显的负面夺嫡影响。究其原因，也大致得益于雍正后宫的理想配置。

放置秘密传位诏书的“正大光明殿”

1、嫡长子弘晖的薨逝，并未影响孝敬宪皇后的中宫地位

康熙四十三年六月，被皇四子胤禛寄予厚望的嫡长子弘晖，因病去世。自此以后，孝敬宪皇后再未生育，但这并未影响雍正皇帝将其册封为后的打算，更没有影响她稳居中宫长达九年的后宫地位。

皇后无子，其余后宫妃嫔自然也不敢拿着皇嗣说事，更不敢依仗皇嗣争得雍正皇帝恩宠，这也是雍正皇帝评价孝敬宪皇后“于今九年，俭以持躬，恩能逮下，综六宫之庶务，而静正咸宜，树万国之母仪，而安贞允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有孝敬宪皇后在，雍正后宫便无“宫斗”现象，更无“发于后宫掖庭、终于朝臣结党”的皇子夺嫡情况出现。

2、皇子生母均未“母凭子贵”

雍正朝时期具备夺嫡实力的仅有三位皇子——皇三子弘时、皇四子弘历和皇五子弘昼。弘时生母李氏，于雍正元年册封为齐妃，位分再未改变；弘历生母钮祜禄氏，于雍正元年被册封为熹妃，直到现在也未发现熹妃被晋封为贵妃的有力证据；弘昼生母耿氏，于雍正元年册封为裕嫔，虽然在雍正八年被晋封为裕妃，但也只是和齐妃、熹妃站在了同一后宫高度。

也就是说，在雍正皇帝的刻意安排下，三位皇子的生母最终于雍正八年拥有了同等后宫位分。换句话说，她们都未因为“母凭子贵”而获得雍正皇帝额外的恩宠。如此后宫安排，才能让后宫妃嫔们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共同团结在以皇后为中心的后宫领导班子周围，共同捍卫雍正皇权的稳固。

3、低等妃嫔的巨大作用

雍正皇帝登基为帝时虽然已经45岁，生育能力大幅度下降，但并不代表其完全失去了生育能力。雍正十一年出生的皇六子弘曕，就是最有利的证明。既然如此，如果雍正皇帝再频繁临幸后宫高等妃嫔，再有皇子诞生，势必又会增加皇子夺嫡的潜在危险。如果上述三位已经育有皇子的妃子，再有生孕，更会让前朝朝臣妄自揣度储君人选。

这时候，雍正后宫低等妃嫔的巨大作用就显现了出来。低等妃嫔即使生有皇子，也无法同上三位高等妃嫔相比拟，夺嫡风险自然会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雍正皇帝在位13年，大清王朝之所以出现“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的盛世景象，得益于他“以勤先天下”的勤政态度；得益于他“严厉明察、循名责实、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大大矫正康熙以来宽纵的弊端”的英明之举。但后宫妃嫔理想的配置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绝对不容忽视。理想的后宫配置下，雍正皇权得以进一步稳固、国家财政得以进一步节省、因皇子夺嫡引发的朝局震动从根本上消失。由此可见，后世学者对其“奠定了清二百数十年的基础盘石”评价，当属至允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