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国第一散文家，也是民国文化界第一大汉奸

他是民国第一散文家，也是民国文化界最大的汉奸。他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文化叛徒。 ，也因此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他的弟弟鲁迅的待遇可以说是在天堂，在地球的另一边。

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周作人的名字才重新被提及，人们才发现文坛深处还有这样一位散文大师。他的散文淡而平和，回归自然。继鲁迅的“匕首与矛”式散文之后，他的愤怒散文更是受到人们的喜爱。

在他的散文中，人们第一次领略到了世间万物的美好。一棵树、一只虫子、一杯茶、一盘盘子，都那么充满灵性，让人的灵魂变得纯净。他的散文虽然在内容、文字、结构上都可圈可点，但却充满了清新、淡雅、神秘、平易近人的生活魅力。因此他也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散文家”。

事实上，除了“文化叛徒”这个标签之外，周作人还有很多值得赞扬的地方。

在五四运动时期，周作人的贡献并不亚于他的弟弟鲁迅。曾任《新青年》杂志主编之一，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文章，反响热烈。其中，《人的文学》被誉为“文学内容改革最重要的宣言”。

郑振铎后来总结道：“当我们说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取得了哪些成就时，毫无疑问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指周作人）是两个坚不可摧的巨人。没有他们，中国新文学就不会成为现实。”蒙上了阴影。”

鲁迅有一篇重要文章《记念刘和珍君》，纪念刘和珍等在1926年3月18日大屠杀中丧生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它一直被认为是鲁迅邪恶的一面。对权力的憎恨和无所畏惧。 。事实上，周作人在这场悲剧中的表现甚至比鲁迅还要好。

早在悲剧发生之前，周作人就和其他老师联名释放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和《反对章士钊宣言》，要求他们去师范女子大学教书养生。 “三十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指责惨案的肇事者，并为惨案中死去的学生写了挽联：“不死也好，死也好”。 ……想想看，你们两个都有年迈的母亲，亲朋好友都在等着你们的消息，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只不过被枪声震慑了很多次，子弹如雨点般落在你们的头上。”

可惜的是，正义的力量在周作人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日本人的枪炮之下崩溃了。

卢沟桥事件前，郑振铎在他离开北京时特地去看望他，劝他尽快离开，继续到抗日后方地区任教。但周作人拒绝了，并对中国的反战事业表示悲观：“不宜与日本开战，他们有海军，不打就已经登陆了。”我们的门是敞开的，我们怎么能抗拒别人呢？ ”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大欲撤离北京。为了保护大量无法移动的设施，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安排周作人、孟森、马玉藻、冯祖训四位教授留在校园。尤其是周作人，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因此被信任与日本人谈判，保护北大的教育机会。周作人也这么做了。

留在北大的周作人最初并不想与日本人合作。毕竟，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没有人愿意当汉奸。日本人多次邀请他到沦陷区的大学担任教授，但他都拒绝了。他对日本的各种邀请和宴会也视而不见。一度，日本宪兵想把北京大学理学院作为宪兵司令部。周作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去找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局局长唐二和，劝他制止日军这样做。最终，理学院得以保留。 。

他的皈依发生在1939年1月1日。那天，他正在家里与来迎新年的学生沉其武聊天。仆人进来说外面有两个年轻人要见他。周作人以为他们是来迎接新年的，就让他们进来了。

两人进去后，周作人站了起来。突然，该男子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向他开枪。周作人倒在地上。弟子沉其舞刚站起来，就被击中。

两个年轻人走后，家人赶紧将周作人和沉其舞送往医院。幸运的是，击中周作人的那一枪，恰好击中了他衣服上的一颗扣子。他只受了轻伤，当天就回家了。沉其舞身受重伤，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这起枪击案，有人说是日本特务所为，也有人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但没有证据，成为当时的重大悬案。直到二战结束后，美国才有人发表文章称，当时他是一名普通学生，因为对周作人的亲日行为感到愤怒而选择刺杀周作人。

但正是这次枪击事件，让周作人彻底改变了立场。枪击案发生十天后，他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并很快接受伪北大文学院院长职务。 1940年12月，汪伪政府任命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监察员。 1941年，周作人率团访问日本，慰问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日本军人。周作人回国后，根据日本人民的要求，修改了中国北方许多地方的大学、高中、小学的教科书，并将日语定为各学校的必修课。 1942年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周作人任伪“作家协会”主席。

至此，周作人从一个完全进步的学者沦落为一个只追随日本人的文坛大汉奸。事实上，周作人对日本人民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对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有着不同的理解。他曾总结道：“日本人爱美，美在文学、艺术中，美在衣食住行中。”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似乎并不害怕中国的丑陋。日本人的艺术和手工艺非常聪明，但他们的做法却非常笨拙。日本人爱干净，他们的澡堂在其他国家也很常见。不，但他的行为是如此肮脏，有时甚至如此卑鄙，令人恶心。”

然而，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叛徒的借口。当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略时，任何为侵略者服务的行为都应该遭到最强烈的谴责！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被捕入狱。许多人为他祈祷。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也发表声明称，他同意周作人留在北大，他确实对保护校舍有功劳。但周作人为日本侵略者效力是肯定的，他的“汉奸”罪名是不容置疑的。最终，周作人被判处十年徒刑。

1949年1月，蒋介石辞职，李宗仁继任总统。为了与共产党议和，李宗仁下令释放了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一批政治犯。就这样，周作人在入狱两年多后，获得了自由。

1949年8月，周作人写信给周恩来，解释、审视过去，希望新政府宽待他，给他为新中国服务的机会。周恩来将信转达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豪言壮语：“你是文化叛徒，又没有杀人放火，懂希腊语的人不多，随他们去吧，做好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长期从事翻译工作，但并非所有文章都允许署名。当他的弟弟鲁迅被捧在祭坛前并受到广泛赞誉时，周作人却躲在自己的书房里，不被人注意，静静地做着枯燥的翻译工作，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无法出现。

1965年4月26日，已80岁高龄的周作人在遗嘱中写道：“我今年已80岁了，死时无悔，留言以指导后事。我死后。”照常火葬或留下骨灰或随意埋葬。最理想的就是死亡的声音消失。我后半生的著作不值一提，但我晚年翻译的希腊对话录却是我五十年的心愿。知道的人应该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