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富二代”记者龚德柏：这个牛人真的不好惹

1921年，一个留学日本的学生翻译了两本日文书籍《菊之根兮》和《蹇蹇录》。

其中一本的序言中他写道：“中日必有一战，届时须放弃十余省让其占领，消耗其兵力，俟其疲惫，再一举灭亡之。”

此时距离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事端并发动侵华战争还有十年。

这个预言中日必有一战的留学生他是天赋异禀，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还是有背景，了解日本高层的内幕？

亦或他是信口开河，恰巧说中了未来？

他是谁，有怎样的故事？

他后来是泯然于众人，还是继续在牛掰的路上闪烁咄咄光彩？

他是龚德柏，1891年出生于湖南泸溪，父亲是清末秀才，却不迂腐、也不穷酸，经营着桐油生意，家中甚是有钱。

钱是物质基础，也是一个人敢说敢讲行走江湖的底气。

父亲是秀才，对子女的教育很是重视，那时，清朝已是强弩之末，他也就既不指望儿子考取功名光耀门楣，更不指望儿子靠读书发家致富。

他让他们读书，除了是让他们有安身立命的本事，也是希望他们能懂些道理，人生的路不走偏。

可他咋都没想到，排行老二的龚德柏连上学都不让他省心。

1908年，17岁的龚德柏开始就读辰州中学堂，1910年时，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竟带着同学闹起了学潮，跟学校杠上了。

这样的学生，在学校就像定时炮弹，不仅让老师胆战心惊，也会让学生都跟着他蠢蠢欲动，不服学校管教，这样的学生学校哪还敢继续留，连记过这样的程序都不走，直接就把他给开了。

有钱好办事，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泱泱我中华，怎么可能没有放下龚德柏书包的地方，很快，他爹就把他运作到了长沙明德学堂。

之后，本就聪明绝顶的他又毫不费力地考进了湖南高等工业学校的采矿科，他爹正得意，等着他学成之后采矿、挖矿，给家里挣来大把的银子时，他又没有悬念地考取了官费，准备留学日本。

也好，去大洋彼岸霍霍小日本，比留在家里让他爹等着他戳纰漏强。

到了日本的龚德柏继续发扬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本事，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跟日本人公然地对着干。

那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日本企图取代德国在中国山东的角色。

一个弹丸小国，胃口不小，不但敢想，还敢说，也真是大了胆了，不把我堂堂大中华看在眼里。

可就有那么一小撮人，跑到了日本就不知道自己家的祖宗是谁，舔起了日本人的眼子，组织了什么亚细亚学会，写着个“学”字，干的却不是学生该干的事，专干为日本人制造有利舆论，混淆在日中国人视听的邪恶勾当。

此时龚德柏27岁，正年轻气盛，他哪容得下这帮人胡扯淡，遂揭竿而起，与其他的爱国留学生一起成立了中国全留日同学总会，欲与亚细亚学会分庭抗礼，护国保家。

听听，不仅总会之名头大气磅礴，成立的目的也是让人激情澎湃。

唉，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小日本的地盘上，与日本人对抗，那就是人家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样的组织存活的可能性少之又少。

组织失败了，龚德柏作为参与者被学校留级处分，这串打击还没让龚德柏的小心灵缓过劲，国内的段祺瑞政府又开始对他落井下石，以他闹事为理由取消了他留日学生的官费，以致他不得不辍学。

可人家龚德柏就是有骨气，辍学也不离开日本，他先后在几家报社任编辑、通讯员之职.

不仅在挣日本人钱的同时，继续与日本人对着干，还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心深入研究日本问题，以期日后假如国家需要，他拿着资料就带着中国军队直捣日本人的龙潭虎穴。

因为对日本的了解，因为骨子里存在的硬气，他才在书中大胆说出中日必有一战，中国必胜的预言。

可看不到的预言别人能信吗？中国人都和他一样有一腔热血，对当时羸弱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吗？

不尽然。

他的中日必有一战的预言传到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中就有人认为中国堂堂大国岂会被一小小岛国威胁，认为龚德柏是在涨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样的人就是欠揍，为此，很多人明里暗里攻击龚德柏。

可龚德柏是谁，十几岁就敢跟学校对着干的主，能怕这？

你攻击我，我跟你对着干，你不攻击我，我看你不爽，我就找你茬，总之，你不让我好过，大家都不要好过。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31年日本人侵华。

大家再回头看龚德柏的神预测，开始钦佩与折服，对他说的话不再小觑。

但佩服归佩服，很多中国人，比如胡适就认为中国落后，兵力和经济都无法跟日本抗衡，跟日本人打仗，必输无疑，既然以后会输，不如现在就求和。

龚德柏对胡适的软骨头很是不屑，说：“中国是落后，但连开战的勇气都没有，只能沦为日本的奴隶，日本野心极大，你越让步，日本想从中国得到的就越多。”

胡适不敢反驳龚德柏，又退而求其次主张先搞教育，然后再抗日。

龚德柏一听，心里的火蹭蹭地往上冒，一拍桌子大叫道：“国家都保护不了，受教育再高也只能成为日本的高级奴隶。”

之后，激愤的他大笔一挥，写了《中国必胜论》、《日本必亡论》、《征倭沦》等书籍，这些书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尤其《征倭论》，以详细的数据分析出长期抗战的可能性，和中国只要抗战，必会胜利的结论。

不但鼓舞了人们的士气，提高了人民的信心，也为国人坚定抗日提供了理论基础。

或许就因为他的这些贡献，1945年，抗战胜利时，蒋介石让他以高级顾问的身份跟着张治中将军一起去湖南芷江接受日本投降。

或许是因为抗战胜利，或许是参加受降仪式长了脸，他的心情无比激动，逢人就说：“我就说嘛，小日本儿哪是中国人的对手，今天中国胜利了，当然也有我的功劳。”

从此后，他越来越狂，大有老子是谁，老子谁也不怕的极端气势。

说他狂，还真不冤枉他，他从1922年回国，眼里就没有过权威和权贵，只要他看不顺眼，天王老子站他跟前，他也敢骂，敢踹。

1921年，民国政府成立，各种报纸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记者”这一职业随之应运而生。

彼时记者，既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迈，又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风骨，其中更有人为了捍卫正义、主权，即使是面对生杀予夺的军阀权贵亦是铁骨铮铮、不屈不挠，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写下厚重的一笔。

比如邵飘萍，（这里过度一下，不然会使得下面的这部分很突兀奇怪）他是民国三大记者之一，1923年，就在80多家报纸、通讯社记者参加发起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大会上，被公推为大会主席，是干记者十几年，早就名满天下的舆论斗士。

在民国报人中，以“铁肩辣笔”著称。

1925年，因郭松龄愤慨张作霖与日军有交易，宣布起义，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争议，邵飘萍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在报上力挺郭松龄。

并在《京报》上刊出张学良照片，上书“忠孝两难之张学良”，鼓励张学良大义灭亲，“父让子继”。

登张作霖、郭松龄的照片，分别写“红胡子军阀”和“东三省救主”字样，并把报纸散发到前线进行宣传。

冯玉祥对此，评价说：“邵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的所作所为让迷信枪炮威力的张作霖胆战心惊，给邵飘萍汇了30万元的“封口费”。

但邵飘萍收到钱后马上就退了回去，并说：“张作霖出30万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张作霖闻言，便以“宣传共产，鼓吹赤化”的罪名秘密处死了邵飘萍。

邵飘萍之死很多人认为是为言论自由而死，报业大佬胡政之更是将邵飘萍之死称为，民国15年来“中国新闻界空前之惨事”。

而对邵飘萍这样一个报界权威，又被以“为言论自由而死”不断拔高的人，龚德柏却说：“冯玉祥、阎锡山，对于新闻记者，号称一毛不拔。但邵飘萍却有方法向他们要钱，公然如愿以偿。”

还说：“新闻记者的秘密，只有新闻记者知道得极清楚。”

他的意思不言而喻，而这是否是在跟民国报界为敌，也只有龚德柏自己最清楚，也许，在他心里，什么“铁肩辣笔”，什么公会主席，只要他看不顺眼的，就要讲，不讲心里就难受。

可这，比他对民国大佬，只是毛毛雨。

曾经，有人说：鲁迅狂，龚德柏比鲁迅还狂，鲁迅尖酸刻薄，谁都敢骂，却从没骂过慈禧、袁世凯、蒋介石。

而龚德柏他却是没有不敢骂的。

宋子文，蒋介石的大舅子，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龚德柏，这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大炮，愣是在报上骂了宋子文两个月，宋子文被骂急了，跑报馆找龚德柏理论。

龚德柏不逃反战，把宋子文骂得是狗血淋头，落荒而逃。

骂完宋子文，骂上瘾的龚德柏又拿孔祥熙、宋霭龄开了炮，说他们发国难财，呼吁蒋介石大义灭亲，杀了这两口子，还说，擒贼先擒王，杀一万个小贼，不如杀大贼孔氏夫妇更有震慑力。

他这么会骂人，可别就以为他只是嘴上功夫厉害，其实他还天不怕地不怕，敢真刀实枪跟人对着干。

1948年，国民政府搞副总统选举，程潜与孙科是主要的竞争对手。

程潜是湖南人，跟龚德柏是老乡，程潜上位，对龚德柏来说，比孙科上位对他更有利。

为帮程潜竞选，龚德柏在他办的《救国日报》上大肆攻击孙科，先发文指责孙科贪污受贿，再以百姓来信方式说孙科玩弄女性，用黄片招待外宾，还因此事被孙中山骂。

被这么骂，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还算有涵养，没有跟龚德柏计较，可孙中山曾经的警卫营营长，国民党的顶级名将张发奎、薛岳不乐意了，带60个国大代表，气冲冲地就去了龚德柏的报社，要教训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老东西。

到了报社，这帮人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打过了砸过了，张发奎和薛岳准备上楼活捉龚德柏，刚上楼，他们就感到腰间被什么东西顶住了。

回头一看，是龚德柏正一手拿一支枪顶着他们，两人傻眼了，久经沙场的名将被一个书生制住了。

他们正愣怔，龚德柏又冷笑道：“敢动一下，老子送你们上西天！”

气焰被打下去的两个人最后只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张发奎他们走后，龚德柏环视了一下报馆，报馆内一片狼藉，报社人员有的还挂了彩，龚德柏看了不恼反笑，他要让孙科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他一纸诉状将孙科、张发奎、薛岳等告上了法庭，要求其赔偿损失，孙科此时正在竞选副总统的关键时期，为了息事宁人，赶紧赔了100亿元给了龚德柏。

得了赔偿的龚德柏更加洋洋得意，对自己评价道：“‘胆大狂妄’这四个字，生是我的美评，死是我的嘉谥。”

不知道龚德柏的家人有没有因为他的狂妄担心过，毕竟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一言不合，或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有可能被人结果了性命，尤其是他，这么狂，明里暗里地都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就像春秋时期老子说的：“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天狂有雨，人狂有祸。

行走人世间，低调一些，虽然显得苟且，但总比张狂安全系数高一些，好好活着的可能性更大些。

可也不知道是龚德柏命好，还是他的狂妄让阎王爷看着都害怕，怕他过早来报到会搅得阴曹地府也跟着不得安宁。

“人嫌狗憎”的龚德柏一直活到1980年，在台北病逝，享年89岁。

而他长寿，窃以为用王国维《晓风》中的那句：“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可以解释，无关年龄，无关人生际遇，无论何时，都拥有一颗少年的心，敢说敢讲，对与不对是其次，重要的是让自己开心，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心境开阔，自然心情愉悦，心情愉悦者，长寿便是正常。

人活于世，低调、苟延残喘或许可保人生无恙，但什么都憋心里，活得小心谨慎，心情阴郁，长寿与否暂不予评论。

这活怎么都让人觉得不酣畅，不尽兴，远没有快意恩仇，疏狂任性，来得洒脱、自在，有活过的质感、力度，才像真正地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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