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六部逐渐演变为国家最高一级行政机构，而户部在六部之中十分重要，地位仅次于吏部，其对于明代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户部侍郎以户部尚书副手的身份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在明代政治制度的运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永乐以后，明代户部侍郎的设置大体上遵循了祖训，苏松江浙之人在户部侍郎的选拔任用上受到抑制，但具体的政治情况又会影响户部侍郎的人员选定；同时户部侍郎的设置也和各地的文化发达程度以及人口数保持了密切联系，而户部侍郎在明代不同时期的人员分布情况又能间接反映出明代政治的发展态势。

就选官体系的整体情况来看，在荐举、科举、学校以及吏员四途中，科举随着历史的演变慢慢居于核心地位，而其他三者要么一直处于辅助地位，要么就是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作用越来越小。明代户部侍郎的出身情况变化，基本上符合这一变化规律，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一、正统之前

在元末群雄动乱时期，鉴于与其他割据政权之间争斗的需要，朱元璋积极组建官员队伍，各方搜罗人才，初步建立起政权体系以保障日常运转。建元洪武以后，由于国家初建，整个官僚体系的选拔任用途径比较多元，政治环境较为开放。就户部侍郎的来源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收罗归附人员。

赵好德，“河南汝宁府汝阳县人……会元末汝颖兵起，郡县多陷没，好德谓李氏曰：‘我观元运将讫，豪杰并争，东南有天子气，欲往从之，但汝有孕，将娩，如是男，可名太平，他日寻我；若是女，听汝便。’遂洒泣以别。

自和阳渡江达金陵见太祖，语合……”李仁，“河南南阳府唐县人，元末兵起，仕伪汉陈友谅为招讨使，癸卯年王师下武昌，率众归附，大将常遇春奇其智略，见荐于太祖，特授黄州刺史，使招抚叛亡……”杭琪也是归附的一个案例。

因史料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到洪武初年很多人员被记载为“国初入仕”，但究竟是什么途径，则不得而知。库，或讲经史治道，或参与谋议。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敕令中书省下达有司留心人才，时常荐举当地的才学之士。吴元年（1367），朱元璋派遣吴林等人访求贤才。洪武元年之后，朱元璋更是访求天下人才至京。

在这一大环境之下，户部侍郎的人员来源中也不可避免地有此一途。高启以文学才能出众得以出仕，朱从善、周斌、徐铎、沈立本、费震、顾礼、向志仁、傅铎、李新等人各自凭借自身特有的才能通过征辟荐举这一途径进入明代政界之中。

洪武朝74位户部侍郎中有49人的出身来源明确，其中有25人的出身便是征辟荐举，将近50%，可见洪武朝荐举征辟之途的重要性。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时期，荐举征辟的比重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依旧在户部侍郎的人员来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学校。

正统之前，户部侍郎中还有不少人是通过学校这一途径被任命官职的，具体来说，明代户部侍郎中有一部分人出身自监生群体。朱元璋建国之后，“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改建于鸡鸣山下。既而改学为监，设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

在国子监制度定型过程中，明太祖下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让这些地方学生接受最高学府的教育，同时还有一个优厚待遇便是“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根据笔者统计的明代洪武年间户部侍郎的情况，出身学校的这一部分人主要属于岁贡，永乐时出身学校的这一部分人同样也属于岁贡。

《弇山堂别集》从卷四一到卷六四主要记载了明代若干文官群体的情况，陈振华做过统计，岁贡生担任中央官职主要是六部侍郎及宪职，且时间大多集中在洪武及永乐时代，时间正值该作者所规定的“明代岁贡制度的创立”时期。因此，明初户部侍郎来源中的学校一途，集中于岁贡，属于岁贡群体在明初担任中央官职的集中体现。

2.科举

明初，太祖朱元璋对整个国家的选举制度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探索，多途并用，并在科举和荐举这两大制度之间进行反复实验，甚至有学者称朱元璋为“自科举创立以来，首位在实践中反复比较荐举与科举优劣的皇帝”。科举制度经历了行而废之，废而复立的过程。

吴元年三月，朱元璋“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时勉学，以待科举”，洪武三年，朱元璋发布诏书，宣布以科举取士，但之后因为所取之人多无实际行政才能，故而洪武六年“谕暂罢科举，察举贤才”，重新将荐举制度列为官员的主要选举方式。

随着时间延长，太祖朱元璋发觉到荐举制度的弊端日益严重，最终于洪武十五年重新设立科举制度，洪武十七年（1384）定科举程式，将之定为“永制”，郭培贵先生以此为开端，把明代科举分为恢复及创制时期（洪武至永乐）、发展时期（洪熙至景泰）、鼎盛时期（天顺以后）。

但是就户部侍郎的出身情况而言，虽然在正统之前，科举制度本身处于一种创制及发展时期，但是户部侍郎中出身科举的人员并不多，洪武朝有详细信息的49人中仅有5人出身自科举，建文至宣德时期仅刘观为进士出身。因此，科举制度虽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后正式踏上正规发展的道路，且对户部侍郎的出身产生一定影响，但终归影响不大。明正统之前，户部侍郎的出身还是要以岁贡和荐举两途为主。

二、正统以后

根据明代选举制度的演变规律，国初用人多“不拘资格”，科举、学校、荐举、吏员四途并用，尤其是荐举一途，在四途中地位显著。而洪武之后，“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整个社会将关注点全部聚焦于科举，“非此不得进用”、“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最终形成“独重进士”的局面。

终明之世，虽然朝廷并未明确宣告废除荐举之途，甚至还时不时下诏荐举人才，但终归属于“官样文章”。关于这一转变的时间，学者一般将之定为“天顺以后”。从户部侍郎本身的情况来看，正统时，朝廷所任用的户部侍郎，基本以举人和进士为主，十三位户部侍郎中，举人出身的为六人，生员出身的为二人，其余为进士出身，可见此时的户部侍郎来源中已经呈现出科举路途占优的局面。

但其中还是举人、进士对半均分；景泰时，朝廷任用的四位户部侍郎中，三位为进士，一位为举人；天顺时也夹杂着个别举人，但在此之后，各朝所任命的户部侍郎均是清一色的进士，通过其余途径而升任户部侍郎的人员是少之又少。

因此，通过数据统计，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荐举日轻，科举日重的大环境之下，户部侍郎这一群体的人员来源在正统时已经呈现出科举独重的局面，而成化之后，则完完全全是一副所谓的“资格独重进士”的场景。较之科举日重的大趋势而言，明代户部侍郎的人员来源变化要相对迅速一些。

从明代户部侍郎的出身情况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发展态势，前辈学者们多以正统朝为明朝历史的一条分界线，以汤纲、南炳文所著的《明史》为代表，他们将明正统十四年（1449）所发生的土木堡之变作为明中期的开端，而明代户部侍郎的出身变化也突出了正统朝的重要性，但并未到正统十四年那么晚，至少应该以正统六年李暹担任户部左侍郎这件事为起点。

同样地，虽然学者们认可天顺之后进士开始在铨选中占据明显优势，尤其是天顺年间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规矩后，进士地位凸显，但是，由于此时举人等群体还有上升的空间，“进士仅凭出身尚未占尽铨选优势”，直到嘉靖之后正式形成铨选“独重进士”的局面。

就明代户部侍郎的情况来看，这一群体的铨选“独重进士”局面在宪宗朝及之后便已出现，较嘉靖朝要早很多，因此，明代户部侍郎的出身情况既可以反映出明代政治的发展状况，但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