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地位最高的王朝，当时被称为“天可汗”，它奉行较为开放的外交政策，引得“万国来朝”，各国纷纷派遣本地的留学生来长安深造，学习大唐杰出的政治体制，经济和文化政策，而大唐也拿出了大国的气度和风范，以礼相待各国的留学生，为后代所效仿。

鸿胪寺和国子监

我们的文化事业源远流长，早在秦汉的时候，就已经有关于对接外事的相关机构和组织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有这样的记载：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

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往来的留学生逐渐增多，鸿胪寺的业务量也加大，他们的日常工作不仅仅负责唐代外交的事务性部门，管理范围也从原来的周边几个藩国外交扩展到了更多的国家留学生。

鸿胪寺的员工地位和中央八寺相当，有“卿一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的说法，也常常接待外宾，还可以收到很多国外留学生带来的一些“小礼品”，是一个肥差。

唐王朝规定，所有的留学生都要被鸿胪寺统一管理。比如留学生的学籍登记，住所饭票等生活日常事务都要管理，除了颁发的四季衣物和粮食之外，还定期会赐给留学生绢25匹，可谓是待遇优渥。

不仅如此，国外的留学生，来到了唐朝，吃穿用度，车马船费都是由国家相关部门负责和统一管理的，他们在大唐的地位相当于外宾的待遇，《大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条载，“馆而以礼供之”。

而留学生学习上课的地方，叫国子监。

国子监分别在长安、洛阳设立校区，称为两监。

鼎盛时期，唐朝的留学生涵盖了从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史载“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家和不同地区远道而来的求学之士！

仅仅国子学一科的学生就达到了八千多人，可见当时留学生的壮观场面。

唐朝的留学僧

和学习文化知识的留学生不同，唐朝的留学僧主要是从事着佛教学问和专业的研究学习，分为学问僧，请益僧和还学僧这三种。

学问僧指的是长期学习和在长安深造的学问僧人；请益僧指的是在佛教研究上有了一定的造诣，来到中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的僧人；还学僧指的是遣唐使团员来华请益的僧人，还会随着遣唐使一同返国故国。

在这些留学僧中，学问僧的学问和影响力最大，他们长期学习和钻研佛法，对于中国乃至周边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著名的日本学问僧空海就曾经在长安的惠果长老处学习佛法，最终将研究所得带回日本。

留学生和留学僧的仕途升迁

在国子监学习的人，有的留学几年，有的留学几十年，最后的去留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和选择来制定，可以回国深造（唐朝付给路费等盘缠），也可以留在长安。

吉备真备在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就在长安太学学习，一直到了20年后才回国，将大唐的天文算术，经史子集，阴阳历算等学术知识整理加工，对大唐文化的向外传播和开拓日本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而阿倍仲麻吕在长安学成之后，就一直留任到了长安，官至秘书监，他先后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四年，直到最后埋葬在了中国。

另外，日本人粟田真人当了武周朝的“司膳卿”，藤原清河做了玄宗朝的“特进秘书监”，高阶远成当了德宗朝的“中大夫试太子中允”，都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如果留学生想要留在中国一直为官，那么还必须走大唐的科举考试，只有考取了功名，验收合格之外，他们才可以和唐朝的本地官员一样，在大唐做官任职。

对于留学生来说，由于他们长期的语言习惯，生活习惯和理解认知差异，考试的科目难度当然要和本地的学生不一样，大唐在对留学生科考方面给予了极大的照顾和鼓励措施。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是进士科，该科目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分为国子进士，分贡进士和宾贡进士，对于国内的学生来说，他们主要参加的是国子进士和分工进士的考试，而外来的留学生则参加的是相对简单的宾贡进士考试。

唐朝时期，科举考中的进士中新罗的留学生最多，大名鼎鼎的崔致远就是新罗人。

他12岁入唐朝学习钻研，他的父亲对他寄予了厚望:“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也。”

而崔致远也没有让家族失望，他勤勉刻苦，18岁时候便“一举及第，调授宣州漂水县尉”，他的诗词文集流传至今，也是朝鲜地区最为古老的文集记录。

唐代时期的留学生鼓励政策，为日本和新罗地区培养了大量的文化方面的人才，也带动了东亚地区的文明发展和文化进程。

日本，朝鲜半岛都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的吸收，消化着唐文化，并且对其加工和创新，构建起了符合他们民族的文化特性，而留学生作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个纽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唐代留学生在带回唐文化的同时，也为唐朝文化带来了自己本国新的内容。

尤其是科举考试中的宾贡进士者，他们不仅将唐朝的文化传播出去，也将自己本土的文明和文化融入到了唐文化中，加以灵活致用，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