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这个时间段出现不少具有突破性的思想家，真的是资本主义萌芽刺激所致？我对这个看法有些不认可。

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首先得搞明白，是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在于是否出现一种新的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体现在商品经济的专门化，如果仍然是旧的生产关系模式，即便出现了大的手工工厂、机户等仍然不过是量的扩大而已，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模式出现，没有质的变化。明朝中期至清末中国出现的“机户” 某种程度上只是富有的地主以及封建社会君主下的代言人。也就是仍然是封建生产关系下的服务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就称不得是资本主义萌芽，顶多算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要说，出现些机厂、织厂等就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象征，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唐宋时代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了呢，比如在宋代的《太平广纪》中就有明清这样的厂房出现的记载，何明远的丝织厂和仙君册的茶园，等，规模不亚于明朝中后期的丝织厂。宋代的农业、手工工商业经济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但并不是质的改变，仍然不过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已。明朝中后期至清末出现的一厂一店的现象同样也是封建社会生产系下的。

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也就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一种新生产关系。没有这样的完全有别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新经济现象就不能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我认为我们历史上一直到清朝灭亡是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

二、关于明末清初思想活跃的出现：

1、明末清初这个时间段出现不少突破性的思想家，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是个特殊的时间段，特殊在，虽是改朝换代但又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主要特点在于，不仅仅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更主要是存在民族矛盾，也就是汉族与满族两民族之间的矛盾所致。清朝是沿袭明朝，仍是以往的帝制模式，仍是儒家为正统。而这些在明朝遗老的观念中是不可接受的，自古儒家有夷狄与中华之辨。再加上满清改服易发、屠城、强制压制、文字狱等，可以想象到明朝遗老的思想该是受多大打击，很多明朝大儒致死是也没有入仕清朝。

被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皆是如此，顾炎武抗击清朝，明亡，累拒仕清；黄宗羲，早年也抗清，拒不仕清；王夫之，也抗清，拒仕清，后终老林泉。这几位本来都是明朝儒家的正统人士，后来其思想多是带有批判君主专制批判儒家思想的。

2、他们的思想的发展多是建立在反清这个机缘上。因为有民族矛盾，志节上过不去，这使得他们的思想就具有反叛性，但是清朝又是一如既往的继承用儒学为正统来治国。这就促使了这些明末清初的大儒士们进行了反思反叛，因此激活了他们的思想斗争。虽然表面上还好像囿于儒学的范畴，其实，他们已经对儒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们已经有那种要透出以往儒学的圈子，但终究没有突破出。毕竟还是封建王朝社会，况且清朝文字狱之盛，所以，整体上还是囿于儒家思想。当然，很多根本上有些也不是儒家思想的范畴了，只是其思想在清朝这个环境下没有抬起头的机会，就必然还限于其框架下。他们很多虽不是十分澄清的鞭挞以往思想观念，但是也已经深深的洞窥了其弊端，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固定模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呈现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

尤以黄宗羲为深刻，直接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这种提法是相当具有突破性且大胆的，我们比较熟知的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成为爱国主义的名句。但是要是回原到顾炎武的原话，意思还是差别挺大的，

原话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里，顾炎武明确提出了区分“亡国”与“亡天下”的关系。实质还是不肯承认清朝，为自己不仕清朝作思想与理论上的辩护。所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实是带着反清骂清之味的。说保国的是你们大清国君臣谋之的事；又，肉食者谋之，我们知道早在先秦左丘明《曹秽论战》中就有，“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顾炎武这里用“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明显是有骂清朝君臣是草莽鄙夷之人的意思。所谓，保天下，开辟自己不仕清不认可清朝的一种隐晦的理论说法。顾炎武活在大清国，难道儒家所谓的“王天下”不是现在的大清国？在以往历代王朝，儒家思想难道不是，内圣外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辞嘛？学问出身于儒学的顾炎武，难道能不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儒家教导？可见，其思想一定程度上是突破儒学限制的。但是物质决定意识，在大清王朝统治下及儒学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焉能不尊儒家。那岂不是不尊君不尊父，无君臣父子。不仕清，又摧毁了自己志节的思想精神支撑，这些人岂不要毫无立锥之地。是以表面上仍然还是囿于儒家，虽多也是名不符实。但是客观限制着呢，也就限制了其思想深入的突破。儒家多是像一个套子一样啥都往里面装而已。

3、王夫之，说“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这种论调根本上就是对儒家思想的颠覆，是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已经打破了以往内圣外王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平天下”。修齐治平的“平天下”在以往儒家正统的思想观念里绝对不是“平均天下”，而是治理平定天下，太平天下的意思。但是，在形式上仍然还是挂在儒家的名下。只是在封建制度下的设想、空想而已。这是时代的局限。

4、明末清初这些人的思想多是始于反叛清朝悼念明朝，继而渐渐突破思想上的束缚，某种程度上对封建君主制度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批判，但囿于，没有现实的物质基础，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他们的思想仍然局限于封建社会模式下。尤其体现在保持志节，骂清反清的另一面却只是悼念明朝而已。

这些本来虽是出于带着叛清反清的思想，恰是促使其思想活跃起来。试图跳出了以往的框框从思想上来对抗清朝。但是又囿于时代局限，仍然毫无现实的土壤和继续突破。这些思想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和专制集权的统治渐渐也就式微后继乏人。只到清末民国才又被挖掘出继以发展。

三、明末清初思想虽活跃但仍囿于封建制度的思想框架内的体现

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这三位比较杰出的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的著作中能清晰看出来的。并没有上升到一定的质的突破，质的改变，没有一套成形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从根本上提出新的制度上的建立，多数也就脱离实际，空想成分大。当然这些也是鉴于客观环境所致的必然，清朝只是延续明朝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而已，也就没有这些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的思想抬头的现实可能性，也就抑制了他们思想进一步的突破性的发展。

1、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虽然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但并未否定君权，仍然未能逾越封建的籓篱。七十多岁时，清廷康熙开博学鸿儒科，要招明朝遗老，三度邀请顾炎武，顾炎武三度表态，“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可见虽是反清不过是悼明，根本上明朝也是与清朝一样的封建王朝。不过还是囿于封建社会思想形态里。

2、黄宗羲倒是厉害些，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家天下的专制制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对传统的“君为臣纲”的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但是，他并未能突破封建专制，所提出的设立丞相，设立学校以分化和限制君权的思想多是空想成分大，还是囿于封建制度内，自相矛盾而已。

3、王夫之也是如此，提出均天下、反专制，“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并且提出了“气一元论”的朴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抨击了宋明理学。但其仍然是封建思想的框架内。叛清反清的思想动力由始至终，都是局限在封建思想框架内。据说，王夫之晚年贫病交加，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士，想赠些吃穿用品，王夫之虽在病中，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以明朝遗老自居，其写了一副对联表情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后来他在自题墓志铭中还说到“戊申纪元，这是明朝开国的时间，即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王夫之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但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其心迹可见。”从这些可见其仍然局限于封建王朝思想框架下。

4、从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佼佼者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的言行可见，其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动力渊源不过是反清叛清的民族气节在作用，并未有突破封建主义的拘束，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只是满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促使他们不断的批驳批判以往的儒家思想。实是清朝实行以汉制汉，采用的还是儒家思想，致使这些明朝遗老现实中无所适从，思想上也无所适从，于是，针对清廷的儒学大加批驳，所以才有了怀疑，另辟蹊径的思想发展空间。并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资产阶级的崛起，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刺激才有了这些思想家的出现，实是因为满汉民族矛盾而已。

5、明末清初这些思想家虽然并未突破也实是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框架，但是其难能可贵的是已经提出了种种怀疑，认识到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只是没有具体的实际的物质基础来推动他们的思想现实性的进一步发展而已。当然，这也是必然，没有现实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物质基础，虽有极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却终究没有质变的突破性的思想发展。

也就注定，在清初之后，这些明朝遗老一个个去世后，随着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固和发展，明末清初这些初步具有批判性的思想也就完全淹没于封建制度的思想之内了。整个清朝难于再有这样的思想家，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这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刺激下的具有质变的突破性的思想。

至此，我觉得这些明末清初被称为的“启蒙思想家”并不是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刺激所致，而主要是，明灭清立，不仅仅是君臣阶级矛盾的改朝换代，更是满、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刺激而至。不能把这些“启蒙思想家”叫作资本主义萌芽刺激下的“启蒙思想家”。实质只是民族矛盾对抗下的对封建制度及封建思想的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反思。偶然上有些突破了封建专制思想的体系，可惜的是并没有现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行性的推动，就注定这些思想家及思想不能有质的突破而终究是渐渐被淹没下来。